[摘要] 谁都知道政府的财政拉动是个短期行为，那么什么是长期呢？是民间投资与消费。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不配合允许民间投资进入市场的拆篱笆行为，就不可能可持续发展。
世界金融危机从美国爆发传染到全球，也成了世界各国政府掩盖长期经济政策失误的挡箭牌，似乎各国的经济下滑全部归罪于美国的金融风波，而与本国的指挥、监管、政策导向无关。世界各国也在纷纷采取着几乎同样的拯救经济活动的措施，似乎也忽略了各国发展的差别和各国国情的特殊性。好像唯有振兴计划、唯有用财政刺激投资、唯有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才能拉动各国的经济。于是中国也摆开了一副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同类的救市与振兴的架势，将中国的经济维系于政府的投资拉动上。
中国的房地产业并未列入振兴计划之中，似乎使许多人，尤其是房地产商大失所望；似乎未列入计划就失去了发展的前途；似乎中国的房地产也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才出现了民众的观望与量价齐跌的现象。其实中国的外贸出口、大宗商品价格、汇率等均较大的受到境外经济的影响，当然也会间接的影响就业、收入从而间接的影响到房地产业，但核心的问题却并不在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而在于自身的政策影响。
2003年之前中国的房地产并没有因房价问题产生整个社会的争论，自1998年以来到2003年底，平均年房价仅增长了3.5%，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年均为9.5%，远远高于房价的增长速度。
2003之后中国外汇的高储备增长，在汇率不可浮动和央行收购形式的固定高价人民币对美元的情况下，变成了基础货币发行的流动性增加，于是引发了投资的快速增长和资产价格的增长。而政策却将流动性过剩引发的病灶打板子在了投资上，尤其是打在了城市化加速中本就出现了住房市场供不应求、分配式住房福利快速下降或消除、市场化进程扩张的房地产业身上。
于是自2003年之后为调控房地产出台了一系列的抽篱笆的政策。先是土地招拍挂、8.31大限、121文件、严控土地和信贷的闸门，以及国八条、国六条、加税、限制流通、压缩投资、抑制消费、缩减拆迁规模、限制二套房信贷等等的政策。所有的政策都是提高门槛、增加限制性条件、筑起了一道道各种各样的篱笆墙。从宏观到微观的四处撒网，让政府看得见的手成了闲不住的手，到处可见；让市场机制在政府的限令下不断扭曲；让政策与市场的博弈不但变成了计划与市场的对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立、法律与法规的对立、经营主体与消费者的对立，也成了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对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变成了被闲不住的手搞乱了的一盘棋，马走田、相走日、车翻山、士过河的各种怪现象就都出现了。直到在美国金融危机出现之前市场就已残缺并发育不良了。
房价的过快高涨来源于双紧的政策，也让政府从土地中发了大财。房价中土地所占的比重连续上升，在地价上升的推动下让政府的财政有了扩张的能力，进一步推动投资的增长和价格的上涨。开发商连续几年借政府的政策发了财，并让消费者承担了政策扭曲的成本。当篱笆插多了，政府已将土地的归于手中。市场下滑又该由开发商来承担政策导致市场扭曲的成本。只有政府从这张涨落落中受益，并不因为天价土地储备承担市场风险。
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些篱笆形成的障碍让市场经济的车跑不起来的责任；没有人承认房价的上涨与天价土地相关；没有人承认如今的市场已不再具备市场自我调节的功能。总再说救市与振兴是干预市场，却没有人愿意去清理妨碍市场运行的篱笆。
也许计划经济的观念回潮让有了点钱的政府更加强势，因此早就忘记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为了实现市场经济。官员们更愿意恢复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性权威的地位，因此更愿意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插播更多的篱笆，包括划分部门管理的权力范围与部门说了算的领地。四、五年时间的调控让部门都有了充分的时间与精力去研究如何在市场中插有利于部门利益与权威的篱笆，但却从来没有人愿意去拆除这些篱笆，因为插会带来权力与利益，拆却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连奥运早已结束了数月，马路上的奥运专行线标志都没有人愿意去清楚，成了让路人皆知的侮辱性记录，更何况那些许多人都看不到的篱笆呢。
即使中央的政策导向已经从两防变成了扩内需保增长之后，又下了许多道来重启经济的振兴，仍没有人会去拆除那些妨碍房地产市场发展和阻碍经济振兴的篱笆。让那些已出台的冲拳政策都落了空，成了篱笆挡着的只能看不能用的高高的宣传画。
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十年发展，中国的改革成功在于拆除篱笆。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不同的正在于中国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过度自由而产生了危机、泡沫和风险；不是因缺少监管而杠杆率过大，恰恰相反是市场经济制度不足，而政府监管过度形成的泡沫与危机。恰恰应用与其他国家相反的方法去积极建立市场机制，而并非加强政府的管制。美国的救市中更注重的是发挥市场作用、刺激民间投资、用消费拉动投资，而并非靠“国进民退”由政府代替市场，中国却正在走着相反方向的回头路。
1978年的改革是从拆除对农民、农业的限制开始的，甚至打破了法律的界限。小平先生用允许试、允许突破旧的法律界限打开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大门，随后才根据试的成果修改了宪法，正是拆除管制的限制让中国的农村经济取得了飞速的进展，并推动了中国城市的改革。
1992年的南巡讲话还是拆篱笆，用改革开放对外政策放开了外资与民间投资的各种限制，并靠民间投资再一次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同样是拆篱笆让中国再一次进入了经济的腾飞阶段。打破住房的实物福利分配、打破铁饭碗，让被称为是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下岗并进入市场人才竞争的行列……一系列的拆篱笆给了市场自由发展的空间，才让中国的经济有了告诉发展的成果。
同样正是2003年之后的各种插篱笆的政策，让刚刚建立的市场经济框架和房地产市场再次进入了被各种篱笆墙限制的境地，虽有顽强的抵抗与挣扎，但最终被政策看得见的手重拳打倒了。要想恢复中国经济的发展、恢复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的改革之路仍然是拆篱笆，让限制投资、抑制消费的篱笆都烧掉、都拆除才能让市场中的车辆正常行走。
也许决策者还在发愁找不到经济新的增长点，于是就将大量的资金用于十大产业的振兴规划之中，更大的发挥“国进”的作用，努力的让“民退”。为什么不是相反的拆除那些禁止“民进”的篱笆，让“民进”成为市场中的主力军呢。这不就是经济的增长点和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吗？允许“民进”的政策多带来的绝不仅仅是4万亿元投资，也用不着地方政府的发债和配套资金。
同样房地产市场要的不是什么新的振兴，而是拆去篱笆。请看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中有多少是在拆篱笆，仅北京市的十五条中就有一半以上是为了拆篱笆。而中央不许越权拆篱笆的命令又让地方政府在博弈中不得不遮遮掩掩、拐弯抹角的绕着篱笆走。所有的民众都看除了地方政府注重被逼无奈的拆篱笆行为，为什么中央会视而不见，不干脆自己主动的拆除那些篱笆呢。
改革的成功与否不在于出台振兴的规划，而在于坚持拆除对市场经济不利的障碍，让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动摇的坚持下去；不在于试的过程是否合法，要知道非市场经济制度中的许多法律是不合理的，要的正是通过试而修改法律，否则又何用改革呢。小平先生的拆除政策也许在今天的危机中是的救市良药，只有拆除了挡在市场经济目前的那些连续几年调控中所插上的篱笆，中国的房地产才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中国的经济才能真正可持续的发展。
谁都知道政府的财政拉动是个短期行为，那么什么是长期呢？是民间投资与消费。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不配合允许民间投资进入市场的拆篱笆行为，就不可能可持续发展。
1998年的财政收入正是有了拆篱笆的配合才度过了危机，决不仅仅是靠财政的投入就能居功自傲的，今天也同样。但今天却还没有看到被拆除的篱笆，自然也就称不上是改革了。
改变被动的投资局面要靠拆除障碍，调动消费的能力同样要靠拆除障碍。影响信心的是障碍，当前途一片光明没有障碍时自然就会有信心了。
而拆除篱笆算不上是振兴计划，但却能比振兴发挥更大的作用，至少让马走日、相走田的规则统一了。市场经济的这盘棋才能重新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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