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雅安地震的消息牵动了所有人的心。幸亏是周末，学生们没有集中上课，才没有众多的伤亡。雅安的地震，又让我联想到了遥远的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那一刻，也是正赶上学生放暑假，也是我的初三时代。幸运的是那时没有中考。
雅安地震的消息牵动了所有人的心。幸亏是周末，学生们没有集中上课，才没有众多的伤亡。雅安的地震，又让我联想到了遥远的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的那一刻，也是正赶上学生放暑假，也是我的初三时代。幸运的是那时没有中考。
我的家是在北京前门一带清末建造的四合院，那个蓝光闪过的夜晚，格外的闷热。当地动山摇的时候，房子在强烈地晃动，能听到房子的木架结构在吱吱作响，人根本就站不住。我用力把门上已经扭曲的别锁打开，冲出了门跑到了院子中央。大人们更是恐慌地叫着孩子呼着老人向外边冲。但我的父亲——一个经历了很多事情的老书生看上去有些镇定，这使我稍稍安定了点。
那时我们是按片儿分班的，一条街同龄的都是同学。轮的地震结束了，我们跑上街头。同学相见显得格外亲切，平时的不说话、闹小别扭等矛盾都忘了，相互问候，说着震后的经历和感受。一会儿，下起瓢泼大雨，家长们拿着雨伞、雨布呼唤着我们的名字，把我们保护起来。但同学们依依不舍，还是愿意在一起。以后的暑假日子，我们就在天坛公园的小树林里搭起了帐篷，以每院为单位住了进去。家长们仍然在自家搭起的小厨房里烙糖饼、煮鸡蛋准备露宿的食物。我在当时也算是大姑娘了，帮着忙着。同时，也有机会和同学们在天坛公园里讲着故事随便地瞎逛了。
天气凉了，我们回到各家屋里。各家已搭起了地震棚，其实就是床上面支起了木板。睡在家里，却还在回忆着在天坛几家连起的大通铺和蚊虫叮咬的情形，同时还有同龄同学的说笑戏骂。
开学了，我在的十一中学的教学楼成了危楼，不能回去上课了。学校给我们安排在北京水暖一厂学工劳动。我和黄丽、王艳华几个大个儿的女生被安排当上了车工，开机器车铁水管。而个子小的邓淑芬等被分配到了前院的钳工车间。还有两个有眼力见的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被分配在办公室干抄抄写写的活。
那时的北京，政治运动仍在继续，是在批判右倾翻案风，工厂里一边在抗震一边在贴大字报。次接触机器，还穿上了工带裤，我很是好奇，不顾吃喝地干着。师傅们都很喜欢我，说我干活干净利落。偶尔我也帮工人师傅写个大批判稿。那时，我的作文经常被大学毕业的语文老师表扬，但初中毕业就留校的班主任不喜欢我，说我带着资产阶级家庭的烙印。再加上有几次老师当众读错了字我给纠正了，闹得老师很是尴尬。班主任多次提醒邓淑芬等同学不要和我来往，说从我老书生兼民族资本家的父亲身上就能看出我是一个永远都改造不好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工人师傅再怎么说我好也没用。
每次，胆小的邓淑芬悄悄弯着腰，绕过工厂办公室窗户，躲过老师和老师的眼线，偷着到车工车间找我。还有黄丽和王艳华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大大方方地和我在一起，高挑的身材出入在水暖厂的门前。
邓淑芬把老师的话告我后说：“我知道老师这么说不对，但没反驳，可我就是愿意和你在一起，你老给我们讲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有说有笑特快乐。”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几个同学仍然保持着联系，那些曾充当老师眼线的同学也变得平和了，毕竟时代变了。每当我想起唐山大地震时的北京，想起那时我们发生的这些事，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情怀。
与当年相比，今天的雅安地震，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生活环境都已经比当年好多了。我们齐心协力携起手来共同帮助雅安人民度过这场灾难，重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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