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居民户籍限制，这成为中央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受到各方广泛关注。推进城镇化、放宽中小城市及城镇户籍限制等，将持续提升农业人口对二、三线城市的住宅需求,对地产行业的加速发展及格局变化意义深远，三类上市房企明显受益。
有学者认为，如果只把农民变成城镇户口，并不能增加农民收入，也就无法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
“这个观点看似有道理，其实不然。制度的改变本身就能创造机会。比如，许多国企在招聘正式员工时，拥有城镇户口是基本条件，这就把一些有技术、有能力的农民工挡在外面，变成了同工不同酬的临时工。在创业借贷时，有城镇户口和固定住所的城市居民肯定比没有户口的农民工更容易。”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认为，目前中国的许多制度与政策中，还有许多或明或隐的户籍歧视，这种歧视会限制农民的收入增加。
“此外，农民拥有城镇户籍后，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会比农村好许多，孩子也可以在城市就近读书，农民的后顾之忧少了以后，自然而然就敢于消费了。”李华芳强调。
城市化进程不能一蹴而就
“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比其他国家更复杂，除了经济结构调整外，还要考虑到已形成50多年的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和公有制的土地制度。”张季风认为，正是这种特点，决定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耕地面积长期保持在500万公顷，农户500万户，农村劳动力1400万人，新增的农村劳动力被第二、三产业陆续吸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5年。但1955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20多年里，日本的农村劳动力急速下降，到了1975年以后，日本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了。日本农民的平均收入比城市居民要高10％左右。”张季风表示，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49％左右，相当于日本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水平，中国城市化进程还需几十年时间。
源源不断走进城市的农村人口是中国消费市场的生力军，而中小城市将是这些农村人口转移人口的主要落脚点，“中国的城镇化政策出现两次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小城镇发展如火如荼。后来许多学者认为，小城镇无法实现经济资源的集约化利用，无法集中提供污染治理、自来水等公共服务，因此把城市发展重点放在了大城市。但从目前来看，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规模已过于庞大。”张季风表示，目前来看，一线城市对农民放开户籍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性不大，但许多中小城市却还有很强的吸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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